抚养数十位烈士遗孤——记淇县早期共产党员谭贺庭

抚养数十位烈士遗孤——记淇县早期共产党员谭贺庭

谭贺庭，淇县西岗镇南大李庄村人，生于1909年。1926年秋天，谭贺庭在开封两河中学上学时，经教务主任吴丹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与成立第一个中共淇县支部委员会

3月12日上午，淇县居民赵希良带领记者来到位于南大李庄村的谭家老宅。赵希良告诉记者，他的父亲赵清秀是谭贺庭的养子，一直和谭家人居住在一起，谭贺庭是他的爷爷。

“老宅西屋是爷爷当年为党工作的地方，第一个中共淇县支部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赵希良指着谭家老宅西屋说，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共党组织要求开辟新的阵地扩大革命力量。1927年2月15日，谭贺庭受恩师吴丹坤召集，前往淇县介圪垱村（自然村）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听取中共卫辉地方执行委员会关于在淇县开展党的工作的指示，“在淇县以成立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4月，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大会召开，到会70多人，会上一致通过谭贺庭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经中共卫辉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第一个中共淇县支部委员会秘密成立，吴丹坤任党支部书记，介明堂任党支部组织委员，谭贺庭任党支部宣传委员。谭贺庭受命后，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淇县知识青年编印宣传材料，并从家里拿出留声机用以宣传工作。谭贺庭他们通过公开宣传与深入农户家中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很快影响了淇县革命的发展形势，声势浩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卫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杨介人通知中共淇县支部委员会停止活动。第一个中共淇县支部委员会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月时间，却为朝歌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我党在淇县的发展作了舆论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转入地下工作，先后三次被抄家

1928年5月，受形势所迫，谭贺庭隐蔽了起来，之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淇县，谭贺庭拒绝给敌人做事。

1941年，谭贺庭任冀鲁豫四专署参议。从1941年到1942年，谭贺庭的家是中共卫西工委的联络站，很多革命同志在其家吃住，为此谭家先后三次被抄家，损失了大量财物。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谭家人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远远不止这些。“1947年，父亲秘密前往宋村开展工作时被特务发现，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连续翻跳三堵墙才得以逃脱。”谭贺庭的小女儿谭改梅讲起那段往事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告诉记者，当年她父亲逃脱特务追捕后因担心家人安危，便偷偷潜回南大李庄村蹲在家附近的墙头上查看情况，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抓走。在那次事件中，谭贺庭的母亲被国民党淇县还乡团匪首杨富用杠子压断了腿。

“奶奶被放回家后不仅一句怨言都没有，还托人告诉父亲，‘认准的道路必须走到底，要干就得干对人有好处的事儿，咱家有啥革命事业用得上的你只管拿走’。”在谭改梅的记忆里，奶奶每年收了粮食都会主动送到太行山支援部队，只要有革命同志来家寻求庇护，总能得到妥善招待。在谭家居住8年的革命同志李先贤曾写下《母亲》一书，以此感激老人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

抚养烈士遗孤，教导子女感念党恩

“家里东屋放有一个旧箱子，爷爷在世时再三交代我一定要好好保管，那是有历史意义的物件。”赵希良讲起这样一件事，1948年，湖北省派来一位人称“老燕”的地下工作者，其扛着箱子乔装打扮成卖布郎，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在一次传递消息途中老燕不幸被捕，后被特务拉到河畔当众处以酷刑，先后挖去耳朵、眼、鼻。“特务当众施刑的目的就是警告其他革命同志，一旦被捕就会送命。但父亲没有丝毫退缩，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谭贺庭的二女儿谭春梅（曾用名）在旁补充，从那之后，她父亲行事更为小心，为避免家人再次受到迫害，她父亲将她改随母姓，并交由亲戚抚养。

新中国成立后，谭贺庭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曾任滑县第一中学总务主任、滑县城关高中副校长。“那些年，我们家里住满了孩子，前前后后加起来得有30多人，村里人以为是我家亲戚，实际上都是烈士遗孤。”谭春梅告诉记者，谭贺庭在解放前后收养了不少烈士遗孤。

“父亲从教多年来不断发展学生入党，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让我们听党话，跟党走，不给组织添麻烦。”谭春梅清楚记得父亲的教诲，她说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和家人先后入了党。

1981年，谭贺庭和家人一起居住在滑县道口镇苦水井街，直到1985年病故。